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的精髓要义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要素的系统集成，科技为首要。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范畴，是由一系列生产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劳动的主体，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生产力被称为“劳动生产力”。劳动资料是生产的物质手段，规定了生产的物质技术方式，即决定着人类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对象则是人们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物质前提，构成财富（使用价值）的重要物质源泉。正因为生产手段和劳动对象的这种物质性，生产力又被称为“物质生产力”。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人类的生产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社会”地进行，人类文明是以人的“类”的存在，即“聚集”（社会关系）为条件的。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进行生产的，因而生产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制度形式，生产方式是物质自然技术方式与社会制度历史方式的统一。所以，生产力又被称为“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在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其发展的标志集中体现在生产要素禀赋的改变和在此基础上的要素组合方式的改变。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具有量的规定和质的规定两方面规定性，量的规定是指要素的种类及规模，质的规定是指要素的性能和效率。一般而言，在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可以投入的生产要素的“量”总是既定的有限的，但其质却是不确定的可塑的，而且质的规定从根本上影响量的水平。生产要素质的状态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科技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要素，而是蕴含生产力全部要素的具有普遍性的决定性力量，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劳动工具，包括劳动对象，其作为生产要素的禀赋和效率均受科技水平的规定，因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应的“创新是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的新征程条件下，在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入新的深入发展的新阶段，着力提升我国生产力质的水平，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更多地建立在生产要素质的改进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从而切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范畴，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生产力发展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体现，是在创新驱动下不断演进的，这种创新首先是科技创新，同时也包括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展开的制度创新。“新质生产力”的鲜明时代特征在于集中体现当代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一方面，需要充分运用体现新的产业革命特征，特别是运用新时代的通用技术全面提升和改进生产要素的禀赋和构成，将科学技术创新内在化，改变原有的生产函数，改变外生式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增长拉动发展的线性方式，现阶段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突出表现为数字技术、低碳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这些具有新时代通用技术特性的科技创新，使新质生产力具有了鲜明的数字化、绿色化、健康化等时代属性。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化改革，特别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也就是说，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创新运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和社会两方面重要的时代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根本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经济增长和财富（使用价值总和）生产过程中，扣除要素投入量扩大带来的增长部分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可视为要素效率提升带来的贡献，这一贡献所占经济增长的比率即可视为全要素生产率。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一方面是指伴随着创新驱动不断有新的要素赋能和效率提升，从而形成新的要素的集合，即新的企业群。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企业集合，即新的产业群，推进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进而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规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另一方面是指衡量和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准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新质”强调的是效率迭代，并不拘泥于具体的企业和产业的业态是否具有新质生产力的性质，根本在于其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大幅提升。只要是真正体现技术创新的时代特征、具有高效率和竞争能力，都是新质生产力。反之，无论怎样形式的企业和产业都不具有新质生产力的性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质优。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是创新，载体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根本动力在于创新，经济体现和载体在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升级。从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看，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等通用技术为突破，带动了纺织、运输、煤炭、钢铁等产业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电力等通用技术为突破，带动电力、电信、汽车、飞机等产业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等通用技术为突破，带动电子信息、移动通信、互联网、新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一系列产业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深入，以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生命生物技术等通用技术为突破，带动数字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历史进程不仅体现在一系列新兴产业的迭代崛起，而且体现在对传统产业的根本改造，从而全面系统地改进国民经济结构质态。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实现国民经济的“机械化”，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的“电汽化”，再到第三次产业革命实现的“信息化”，直到现阶段正在深入展开的“数字化”，都是这一进程的历史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
新质生产力水平决定经济发展的实质，关键在结构。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生产要素质的改变及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基础之上，是以创新为根本特征的产业结构高度演进为经济体现、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构成产业变革和国民经济结构质态提升的微观基础，其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规定着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史上还是当代经济竞争中，这种“质的提升”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从我国历史上看，19世纪初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首位，按现在的核算方法估计约占当时全球GDP 30%以上。但之所以迅速败于西方文明，从经济上来看重要的在于质上的差距，即结构上的落后。另一方面，从当代的竞争来看，在GDP数量上我们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相当于美国的6.3%，提高至现在的70%左右。需要认识到，更重要的不是量上的追赶，而是质上的提升。从我国现代化新征程第一阶段所要求的经济发展目标上看（2035年人均GDP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要求2021—2035年我国GDP按不变价翻一番，年均增长率要达到4.8%；从实现发展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上看，特别是“双碳”目标的要求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依照现有生产方式，其自然增长率难以满足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要求。只有依靠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才能切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认识和把握科技创新特性。一方面要深入探索科技创新人才养成规律，跨越人才养成的鸿沟。科技创新需要战略科学家、杰出工程师、领军企业家，我们不仅需要培养这些人才，还需要将其有效集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科技创新投资特点，对冲科技创新投资的“归零效应”。科技创新投资较之一般物质生产投资重要在于具有“黑洞”效应，即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很难事先确认投资规模，同时也不能在初始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后不再追加，在寿命期内依靠折旧逐渐回收，而是需要持续跟进投资，否则在竞争中落伍，其他竞争者率先突破并使之产业化，落伍者以往的投资即“归零”。这就需要在指导思想和体制上尽力适应创新投资的“黑洞”特性，避免“归零效应”；健全相应的风险分散和化解机制，提升国民经济支付科技创新成本的能力。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探索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一是尊重经济结构演进和变革规律。一方面，经济结构演进和产业结构变革有其内在历史逻辑，人为地超越或破坏这种客观历史逻辑即为“虚高度”，即脱离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提供的可能及要求的推升产业高度，本质上“虚高度”就是经济泡沫，不仅难以真正实现当下的有效发展，而且给未来长远发展留下严重隐患、增大发展成本；另一方面，在现阶段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深入展开的变革时期，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多方面“后发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可以借鉴发达经济体历史上“串联式”发展的经验教训，更具有后发经济体的“并联式”可能，要勇于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敢于并善于开辟新赛道，避免因循守旧、亦步亦趋，切实形成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三方面的有机统一。二是尊重经济空间布局特点和规律。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需要合理布局，体现区域资源禀赋特点，进而实现空间结构性效率，力戒区域“结构性趋同”，必须因地制宜；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发展极”，形成创新发展的带动中心，发挥其极化效应。三是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竞争规律。宏观上，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更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需要坚持以其为主线，以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有效需求来约束供给，以高质量的供给来创造需求，现阶段尤其需要统筹协调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微观上，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与竞争的博弈规律，以创新驱动为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充分竞争。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市场与企业、政府与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方面在市场竞争中的相互关系，在制度上加快构建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