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绪箕（1914-2015）力学家、教育家、上海交大原校长

95岁时，他还在出版专著；100岁时，还在指导研究生，102岁时，还在发表英文论文。他一生未婚，以学生为骨肉，以航空救国为志业。耄耋之年，犹自游刃于科研之林，领衔冲刺航空航天科技前沿领域的研究，以生命挑战人类从事科研年龄的极限。他一生筚路蓝缕，献身航空教育事业，见证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曲折发展，自身就是历史，本人即为传奇。他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航空航天教育发展史”。2015年11月21日6时48分，这部传奇的史书缓缓合上了。

他是范绪箕，中国航空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力学家、教育家，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

2015年11月28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大厅里，巨幅照片两侧挂着挽联，“范为人师绪起航空一生报国箕星与日月同辉，学为泰斗桃李漫天百年精勤功绩与苍穹同高”，是其一生写照。  

航空救国梦

范绪箕1914年1月5日生于北平，时“一战”爆发，日军侵入胶州湾，袁世凯称帝在即，家国动荡。幼年时，他家境日隆，生活优裕，尚无从体会家国离乱。

父亲范其光，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俄学生，留俄18年，专攻铁路工程。归国后，曾任中东铁路局局长，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领导工作。母亲李国奎，门第显赫，出身李鸿章家族，为其长兄李瀚章长孙女，长于上海，从小接受中西合璧式教育。

范家兄妹四人，此后皆一时俊彦。姊范绪箴，俄文教师；兄范绪筠，后为世界半导体物理开创者之一，物理学家；妹范绪篯，曾任教北大物理系，妹夫谢家麟，中科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

幼年时，范绪箕在私塾开蒙，从阎荫桐先生习四书五经；后入英式教会学校，在当时京城最著名的四所新式学校之一私立崇德学堂，接受西式教育，与杨振宁、梁思成、邓稼先等为校友。

10岁时，他随父迁哈尔滨。15岁时，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习机械工程，接受俄式大学教育。

1931年，他17岁，“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经历家国离乱，范绪箕目睹其父供职的中东铁路成为日方的劫掠目标。为夺其控制权，日军频频制造事端，武装袭击、杀人、纵火，时有发生。

两年后，范家从长春去哈尔滨，途中遭劫掠，火车倾覆出轨，哥哥肩部中弹。事发时，日机在上空盘旋、轰鸣，俯冲，在人们惊愕中又飞掠而去。遭此凌辱，范绪箕愤怒异常。一个航空救国的梦想，在中东铁路上就此扎根。

而在中国内地，“九一八”之后，日军依仗战斗机等现代武器长驱直入，国土沦丧，激起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斗志，“航空救国”已成为科学界、教育界的热门话题。那些怀着“航空救国”梦的热血青年中，有一个叫范绪箕，还有一个叫钱学森。

1934年8月，钱学森赴南京参加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考试，投考航空机架专业，次年赴美留学，正式走上了航空研究之路。

这一年，在留美的哥哥资助下，范绪箕也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30年代的加州理工学院大师云集，爱因斯坦在这里过冬，摩根在这里获诺贝尔奖，世界各地的科学新秀纷纷跨海而来。范绪箕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航空学巨擘冯·卡门，并成为他赴美后第一个中国学生。

1937年，范绪箕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又继续攻读航空工程硕士。时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转来攻读博士。二人成为师兄弟。范读硕士，攻飞机结构。钱读博士，攻空气动力学。二人同一师门，也同住一寓所，四年间结下深厚友谊。钱学森的努力钻研给范绪箕留下深刻印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待学术更认真、严谨。

此外，他与谈家桢、袁家骝、卢嘉锡等时相过从，日后成为各自领域之大家，一辈子互为良师益友。

1940年夏天，范绪箕正专心致志撰写博士论文时，万里之外的祖国已是山河破碎。应母亲“病危”急召，他来不及完成博士论文，就匆匆回国。

在沦为孤岛的上海，他见到了阔别五年的父母。原来母亲无恙，只是离乱之中思子心切。此时，中美客轮航路已断，返美无期。他开始寻找地方，安顿自己的航空救国梦：一是钱学森推荐的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二是先期回国的谈家桢相邀的浙江大学。

回国不到一周，他背着父母，搭乘即将停运的英国轮船，去往香港，又冒着日机袭扰的危险，从香港飞往重庆，再坐木炭汽车，去向贵州遵义，寻找西迁的浙江大学。

多年后，他向弟子形容西行景况：一向养尊处优的倜傥青年，一路目睹山河离乱，经历千难万险，一身虱子，仍坚持西行。

到达遵义时，已是1940年底。他被浙江大学聘为工学院副教授，不到一年便晋升为教授，由此开始了一生的教育事业。

令范绪箕苦恼的是，浙大没有航空工程系，他只能在此教授材料力学。他记挂着导师交代的博士论文，但在落后的遵义，连电灯也没有，遑论计算机、打字机。科研条件让他焦虑，渴望找到一个更适合之地。

1942年8月，在赴兰州参加工程师年会后，他应邀加盟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初涉国内航空工程研究。但在这个中国实力最强的航空研究机构，他发现自己参与的航空器材国产化研究，竟然是以竹替代铝合金。战时物质匮乏可想而知。

次年他又应清华航空研究所之邀转赴昆明。他满怀期待的心很快又凉了，这里的研究依然是航空研究院的老路数，只是研究材料换成了木层板。彼时“一穷二白”的中国现实让他深知，没有完整的航空实验设备做基础，航空科研、制造都将是“空中楼阁”。于是，他有了第一次科研转向，潜心研究风洞，并决心投身教育事业，通过培养更多的航空专业人才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定基础。

抗战终于结束，1945年，他应邀重返浙江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系。又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建成包括中国第一个自筹自建的3英尺低速风洞在内的教学实验室。 

风雨中的坚持

大时代的变革来了。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军管会把范绪箕推上了浙大总务长位置，全面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三年后，当他计划回归专业时，一项更大的挑战与变革来临了。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调整的方向之一，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等学科，建立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同类学院中。航空系的调整不可避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北方抗美援朝，南方台海局势一触即发，当时的航空工业极为薄弱，亟待建设，对于航空工程人才的需求也愈加迫切。1952年9月，中央确定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筹备小组，范绪箕被指定为召集人。

他辛苦创建的浙大航空系还没能扎下根，建立的实验装备还未能发挥作用，就要被拆走了，似乎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但他来不及遗憾，忙着组织人员搬迁、安顿，把设备和图书运往南京。

三系合并，工作千头万绪，范绪箕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兼教务长，在中山陵下选了一块宝地，邀请建筑学家杨庭宝设计教学主楼，现代建筑学、建筑史学家刘敦桢设计校园，新校区基建工程不到两年时间即告完工。1954年，新校区启用。在教学中，他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与学科建设，特别是前沿学科的发展动态，使教学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1956年，国务院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计划开发西北，考虑到航空工业和航空教育的合理布局，华航西迁，更名西安航空学院，最后与西北工大合并。范绪箕费劲辛苦争取的一块宝地及其建筑规划也落了空。7月，他被调至南京航空学院任副院长。

南航与华航一样，同样创建于1952年，最初是依托航空修理工厂，建起专科学校，其规模与发展规划都由苏联援建专家制定，教员多从工厂转来，并无教学经验，学员多来自部队。

上任伊始，范绪箕就遭遇了“九月事件”——部分学生了解到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条件等同于中专，愤而上街游行，要求改读本科。他到任后，迅速化解危机，顺利完成了建院改制，将南航的教学水平从最初的苏式专科学校，转制成符合国情的大学本科。此后，他以任务带科研，带领南航踏上了无人机研制之路，建成了风洞等关键试验设备，开启了研究生教育，至1960年，南航被一机部确定为部重点高校。

在南航的23年，是他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也是他经历风雨最多的时期。他的经历，和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8年，他在国内率先提出研制无人机。当时，只有美国和德国刚刚研制出无人机，这在世界军事领域上尚属新鲜事物。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认为无人机的构想非常好，建议根据国家现实的需要，结合当时导弹研制计划所需要的靶机来研制。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8月，范绪箕带着靶机研制任务兴冲冲回到南航，没想到一进校门就遭痛批。有人说，现在要大炼钢铁，师生都得参加，你搞靶机项目就是冲击毛主席的大练钢铁。范绪箕说，大炼钢铁是一项群众运动，航空院校的跃进，不应体现在小高炉炼钢上。一批干部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与大炼钢铁口号唱反调，于是白天晚上批斗，连批了两天。

直到10月，南航划归国防科委领导，下达研制靶机的任务。范绪箕抽调人员成立了靶机研究室。11月15日，南海一号靶机试飞成功，打破了中国空白。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南航为了完成炼钢指标，把暖气管、大门都拆下来用来炼钢。为了保护学院的资产，他把全校仅有的两台计算机和准备用于建造风洞的钢材藏了起来，又引来一场更严厉的批判。好在一场出访任务让他躲过一劫。

此后，中国的政治活动愈演愈烈。从1965年开始，范绪箕被剥夺了领导权。1965年和1969年，他分别被派到江苏铜山县和句容县参加“四清”及拉练，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长达1年半和1年之久。

每天，他被迫接受工宣队教育，打扫卫生，清理厕所，背“红宝书”，晚上写交代材料，天天挂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牌子。一个雪夜，工宣队突然把他叫去，让他交代在国民党航空研究院时是否特殊党员。他说不知道什么叫特殊党员，他们上来就扇一巴掌，让他到外面清醒清醒。他在雪地里站了一两个钟头。

“文革”中的范绪箕仍是乐观的。多年后，他和弟子们讲起，最初造反派批斗的是南航的书记，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贴他的大字报，他每天晚上都去看大字报，看了一段时间，造反派就把他扣在教室里，不让他回家。

直到1969年，军宣队进校，他才重新恢复工作。1972年，被任命为南航革委会副主任。

他在逆境中坚持工作，1970年10月，由他主持研制的高速风洞调试完毕，1971年，南航研制的长江一号无人机试飞成功。

科教春天里的改革

“文革”终于结束了。1979年，范绪箕调任上海交大副校长。次年，出任第36任校长。

彼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国家的科教事业即将迎来发展的春天。交大在党委书记邓旭初领导下，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在中央支持下，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以更好推动各项改革。范绪箕的到来，无疑如虎添翼。

范绪箕自小受到中西合璧的教育，对西方教育制度和模式有深入的了解。近四十年的教学管理工作，则让他对高等教育模式有了进一步的思索。他认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虽只有百年历史，但由于政治局势动荡，高等教育制度变化很大，并且总是跟着外国走，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中国曾经全面学习苏联，这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应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结合具体的国情、校情，走自己的大学发展路径。

在上海交大，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上，实践其教育思想。

学科建设方面，他深知工程技术离不开科学之源，而科学的发展须遵循“分则深、深则通、通则合”的规律。初到上海，他看到交大这样一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融理、工、管为一体的著名学府，被拆解得只剩下工科，甚至变成以造船为主，深感痛惜。此后，他致力于使交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等工作：拓展方向过窄的专业，重建已有专业，把工科专业的拓展重点，放在发展电子计算机上；在理科领域，恢复重建应用数学系、应用物理系等；新建生命科学与技术系等国际科技界的前沿专业，率先建立起高性能的计算中心，从硬件上促进了各学科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为打破系与系的界限，提倡科研合作精神，先后主持成立生物医学工程等六个跨系委员会。

在教学上，他倡导以课堂讨论为主的启发式教学，并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建立开放性实验室，恢复下厂实习。他还提倡选课制、学分制、导师制，压缩必修课，增设选修课，鼓励学生根据特长和兴趣去学习。

范绪箕值得称道的还有世行生培养试点。世界银行贷款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旨在帮助全国28所重点院校的理工科本科生和研究生，提高学术研究能力。项目中有114万美元用于出国进修及培训费，上海交大是这批资助的获益学校之一。当时国内高校出国深造的都是专业教师，他力排众议，顶住压力，主持选拔了38个学生出国学习深造。在思想禁锢的1980年代初，成为“破天荒”之举。

为了给世行生落实学校，他专程访问了美国、英国等高校，帮忙落实导师。为了跟踪他们的学习情况，还专程去学校考察。日后，38位世行生都学有所成，卓然一家。

1980年代，在邓旭初和范绪箕的主持下，交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开展新校区建设，率先接受包玉刚先生1000万美元捐款，建造图书馆，为高校引进外资办学开了先河。

范绪箕后来回忆说：“全国来了解情况、学习取经的高校络绎不绝。当时我们还受邀到处去讲经验。记得有两个记者，一个是《光明日报》的，一个是《文汇报》的，他们俩天天来交大。我一上班他们推门就进来了，问道：‘范校长，今天教学上又有什么新动作啊？’” 

三十年解甲不归田

1984年3月，范绪箕卸任上海交大校长一职，时年70周岁。

像他的导师冯·卡门一样，他一生未婚。年轻时，也曾遇到心上人，可命运弄人，他们最终失之交臂。很多人为之惋惜，他处之淡然：“对于我的事业来说，或许是件好事，我可以不受家庭所累，随遇而安。”

回眸70年，半世奔波拓荒，筚路蓝缕，而事业往往在最紧要时，因外部原而放弃，且每一次变动总是从头开始，留憾甚多。退休了，他终于有机会弥补缺憾。此后30年，他解甲不归田，大隐隐于校，游刃于科研教学的自由天地间。

他的科研之路，始于1937年师从冯·卡门时，研究板壳的弯曲理论，在当时属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在战乱中的中国，他潜心研究风洞。1958年，他率先主持研制无人机。1978年，他注意到，随着飞行器飞行速度和高度的提升，由此而产生的“热障”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新课题。他在国内率先开始热应力理论和实验方面的研究，完成我国若干战略性歼击机、导弹型号部件热应力测量研究任务。

退休后，他直接领导热应力研究室和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此外，他注意到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中国研制导弹的气动加热计算也开始通过程序化完成，于是他在气动热程序计算软件方面也展开研究，该项成果获1999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他在交大带研究生，始于1982年左右。退休后，他向学校请求继续带研究生。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为了帮助学生查资料，他介绍他们到北京国家信息中心去查，还打电话到美国，让亲友们帮助复印资料、文献，再邮寄回来。

生活上，他的学生领到的科研补助，比别人多一些，他让他们饮食无忧，专心科研。办公室里冷，他给学生买个皮马甲。学生写论文辛苦，他每天早上给带两个包子。每年春节前，学生们到他家里聚一下。他从不让学生买东西，90岁的高龄，还亲自烧菜。吃完饭后，也不让学生收拾。

如此，他三十年如一日，每天工作六小时以上，以学生为骨肉，以航空科研为志业。

1990年代，他已80多岁了，每年都要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把最新的科研动态带回来。在国外，看到先进的科研仪器，他就借钱买下来，常常因不符合某种规定，仪器被海关扣留。

80多岁时，他开始学电脑。当时新出的电脑，操作系统正从DOS向Windows转变，他不会用，就让学生把从开机到打印的整个过程，写在纸上。每天早上来，他拿着那张纸，一遍一遍地练。此后，他都是自己打字。写论文时，打出来以后，让学生用尺子量字体的高度。发表单位对文字格式有要求，他就严格按要求去做。

年事渐高，但他的思维仍然敏锐。每天，他关注着世界航空最新的前沿技术，并不断根据由新技术产生出的新课题来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1996年，他注意到中国在设计航天飞机时，遇到气动加热的问题，于是他的研究重点转向航天飞机的热防护系统。中国神舟飞船使用的是烧蚀热式防护系统，通过烧蚀的过程把热量带出去，这种方法让飞船落地后，返回舱表面看上去像被火烧过一样。他研究的热防护系统采用的是先进的纳米材料，可以通过吸收和反射来隔热，最大意义是可以重复使用，从而节省成本。

87岁，他出版《范绪箕论文选集》；90岁，出版《气动加热与热防护系统》；94岁，他还带着学生，坐着面包车，外出寻找耐高温的陶瓷材料，先到宜兴，又去绍兴；95周岁，出版《高速飞行器的结构分析与应用》。书中公式非常多，每一个公式他都自己推导，再让学生帮助校验；98岁，他还向所在学院申请：本人曾培养出多名博士生，所带的课题组一直承担着多项科研项目，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还希望指导博士生。

100岁时，他仍是每天早晨7点起床，8点半到办公室，工作到下午3点钟。直到2011年，他晚上回家时，摔了一跤，左腿不如以前，就每天坐车去办公室。2015年，他仍躺在医院里，仍不忘工作，仍有英文论文发表。

百岁华诞时，他曾自称：“我的一生没什么传奇，如果说真有传奇的话，那就是我还活着，人生如同驴推磨，我就是这小毛驴，虽然力所不及，道路也不是很平坦，经历了风风雨雨，终究还是走过来了。”

对于长寿之道，他这样总结：简单生活，淡泊名利。“我的座右铭是：‘抛却过多的欲望，保持内心的平衡’。我的主要精神就是在我的工作上，所以我的生活，我的想法会变得非常单纯。”

虽然，早在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教师职称评定中，他就被评为一级教授，是航空院校中唯一的一级教授。他门下桃李灼灼，也不乏两院院士。但他没有院士头衔，也从未主动申报过奖项与名誉。2001年，他荣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也是民间发起，学生推荐。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碰到好几个有名的人物，个个都比我强，我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除了哥哥范绪筠，还有钱学森、前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黄玉珊等人。我大半生都跟着他们在一起，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他们，索性就不和他们比，但我也不自卑，感觉自己尽力干就行了，想到这里，也就心安理得了。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让我的心态相对比较平和。”

2015年11月21日，范绪箕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2岁。十余小时前，他还打电话给弟子汪激，询问一台旧仪器的去留问题。

生前，他曾谈及生死观：我没家人的牵挂，对钱也不吝惜，只要自己够花就行。如果我死了，我愿意捐献器官，只要能用，其他的就烧成灰，种在一棵树底下，还可以养树。

节选自《航空报国 杏坛追梦——范绪箕传》，参考《钱学森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等，及财新记者采访内容。

来源：财新网，作者：谢海涛